他的父親因武肺去世,張海正在與中國的禁聲文化鬥爭

他的父親在武漢的一家醫院無謂的去世了,現在張海正在與中國的禁聲文化作鬥爭。

Waar andere nabestaanden in Wuhan opgeven, gaat Zhang door: zijn vader zal gewroken worden

「我的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員,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老兵。但我想他會支持我的工作。他是個正直的人,他不喜歡找藉口的人。他為這個國家貢獻了自己的一生,但他卻在武漢政府的手中悲慘地結束了。他本想為此負責。」

張海在酒店房間的沙發上悄悄地講述,這是他唯一覺得安全的地方,可以和外國媒體對話。他家被當地警方盯上了,經常被叫去墊背。他的車和電話都在警方的名單上,所以政府知道他什麼時候到武漢。這是你在中國與政府開戰時付出的代價。

我的武漢肺炎

“武肺是如何干擾我們的生活的?這一年用十二次採訪來總結,從落馬的部長講了一次自己的故事,到只是沒有發現病毒的病毒獵人,從擁有私人飛機的房東(創造了史上最好的營業額)到南蘇丹的假新聞鬥士。”

「我知道我所做的事可能不會有什麼用處,但這是我唯一能繼續生活的方式。每次想起父親,我都會感到遺憾。後悔和憤怒,都混在一起。我不應該把我父親帶到武漢來。我覺得好像是自己殺了他,我知道這不是我的錯,但只要沒有人負責,我就不能讓這件事不了了之。無論受到多少威脅,我都不會放棄。」

一年前,出生於武漢、生活在南邊約一千公里的深圳的張海(50歲)(音譯),還是一個普通的房產中介,與警方和政府毫無關係。他的父親張立發(76歲)(音譯)是曾經參加過核試驗的老兵,從武漢搬來和他一起住。老張患有老年痴呆症,但父子倆卻很好。直到1月16日張老爺子股骨骨折,醫保公司只想在老家武漢報銷一個手術。

1月17日,張先生帶著父親來到武漢。回過頭來看,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。

張先生說:「到了武漢後,一切都很正常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什麼問題。假期到了,人們都在購物,準備過年。氣氛很愉快。醫院裡似乎也沒有什麼問題。手術很順利,我父親似乎恢復得很好。但手術後三天,他就發燒了。他變得呼吸急促,於是買了一個氧氣罩。看到他這樣氣喘吁吁的樣子,我很痛苦。他就像溺水了一樣。」

「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有covid-19。1月20日,也就是我父親手術的那天,鐘南山(迪斯塞爾的中國Jaap,編者注)第一次承認了人與人之間的轉移。我在候車室里看到了新聞。大家都急著去買口罩,氣氛變了。我考慮過讓父親出院,但他剛做過手術,不能動。而我也找到了口罩,為自己和他。我以為這樣可以保護他。我們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。」

「1月29日,我父親接受了檢查,一天後我得到了結果:陽性。他馬上要去隔離病房,所有醫生和護士都穿著防護服。我父親幾乎沒有意識,他永遠不知道。一天後,他就陷入了昏迷,不久後他就去世了,時間是2月1日下午5時28分。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:’我不想死。請醫生救救我吧。”」

「我不被允許進入隔離病房,但我還是做了。我穿上父親的墓服,和他一起等待殯儀館的人到來。我不得不打了幾次電話,他們沒有足夠的車來接所有的屍體。當靈車終於到達時,裡面已經有一具屍體。這表明,死亡人數比官方數字多得多,也許是官方數字的兩倍。但我必須注意我說的話,因為我沒有任何證據。我不被允許發表。」

「父親去世後,我覺得自己很可憐。武漢被封鎖了,我一個人在他家。我開始在網上搜索資料,發現武漢的政府知道病毒的時間更早。我讀到了李文亮博士的警告,這已經被當地政府貼上了謠言的標籤。我很生氣:如果他們不隱瞞這些信息,我就不會把父親帶到武漢來,他也不會死。」

「現在回想起來,我父親可能是到了醫院才被感染的。然後你要登記,站在其他病人中間。沒有人帶著口罩。當年很多醫院都知道這個病毒,但當地政府不允許他們傳播這些信息。我有證據表明,一家醫院的52名員工在12月底已經被感染。有的醫院員工想戴口罩,但老闆說:口罩會造成緊張的氣氛,你想讓我丟掉工作嗎?」

「在中國,管理者總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。他們害怕負面新聞會危及他們的事業。所以當病毒出現的時候,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隱藏病毒。他們希望在沈默中解決,不敢承認自己已經失去控制。當上面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,武漢的衛生系統馬上就崩潰了,可見當時病毒的廣泛性。」

「我最早是在微博(中國的tweeter ,編者注)上發聲的,我接觸到了其他近親。我的信息被閱讀了幾百萬次,但後來我的賬戶被關閉了。6月,我決定起訴政府:武漢市委、湖北省委和醫院管理部門。正是因為他們隱瞞了信息,才會有這麼多的生命損失。這是犯罪和謀殺行為。」

「從那以後,我不得不偶爾去警察那裡喝茶。他們不想讓我和外國媒體說話。然後我說:好吧,如果你給我安排一個國內媒體的採訪,我就不幹(受國外媒體專訪)了。最近,我因為在網上給習主席寫了一封公開信,不得不接受採訪。當然,它被立即刪除了。他們說我可以寫一封信,但我必須合法地寄出。我說,好吧,把他的地址給我。當然沒有。」

「他們不能讓我做更多。我沒有家庭,我辭掉了工作,我是一個貧窮但一塵不染的人。但很多近親的壓力很大。其中一位幫助我的律師住在美國,但警察正在騷擾他仍住在這裡的家人。他們確保他的父親已經被解雇,並威脅要干擾家裡年輕人的期末考試。那是卑鄙的。武漢的很多親戚已經不敢接受採訪了。」

「這對我來說是行不通的。你越是威脅我,我就越是難以抵抗。我從我父親那裡得到的。他是個硬漢。我小時候他就打我,那時候就是這樣。現在回想起來,我很感謝他,因為這讓我變得很有韌性。」多虧了他,我才能處理好這件事。

“張先生的故事無法獨立覈實,在這個政府機構不回應問題、醫生被禁止發言的國家。但張某自己也盡可能地收集了很多證據。他把它們放在一個大文件夾里:父親的死亡證明、給習近平的信、給法院的請願書和收條。他播放了警察傳喚他到警局的影片。他的故事也得到了其他親屬的支持。與此不同的是:在他們放棄的地方,張先生繼續。”

「我知道我的指控沒有機會。地方法院和縣法院都拒絕了我的案子,我現在已經到最高法院起訴了。法官的信息是:只要是與covid-19有關的,我們都不要(受理)。他們知道,如果他們接受我的案子,成千上萬的親戚就會跟著來。他們也不想讓人知道。所以我想盡可能多的引起關注。”如果他們不處理我的投訴,我就接受採訪,讓他們難堪。」

「政府說我做的事是反中,但我不同意。我愛這個國家,這正是我堅持問責的原因。只有將有罪的人定罪懲處,這個國家才能改善。」

「封鎖後,我被告知,我可以收集我父親的骨灰,但必須在政府人員的監督下。很明顯,這種 “引導 “其實是一種控制。他們不想讓近親們互相交談,因為那樣他們可能會聯合起來。」

這個政府什麼都不怕,就怕人民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。

「很多家庭並不希望這種監督,但最終還是同意了。他們頂著壓力,在墳墓上打了個折扣。作為近親,你不想剝奪你的家人的墳墓。但我拒絕同意。在中國傳統中,埋葬骨灰是一件私事。我希望能和父親平靜地告別,告訴他,對不起,我把他帶到了武漢。我當然不希望有一個外人在那裡。」

「前幾天回武漢的時候,我發現有人跟蹤我。我先是接到居委會的電話,去朋友家住的時候,警察來查監控錄像。我想我的手機和我的車都被發現了。如果我想把父親的骨灰獨自埋葬,我就得做好準備。我得把手機放在家裡,借別人的車開到武漢,不被人發現,這樣我就可以意外地出現在火葬場了。否則,政府將準備好。」

「我家裡有一張父親的照片。偶爾我點上三根煙,放在飯碗里,然後慢慢燒給他照相。現在這是我紀念他的唯一方式。但我希望有一天,我可以把他安葬,到時候我可以告訴他,有罪的人已經受到了懲罰。否則,我會內疚一輩子的。」

張海(50歲)是中國大都市深圳的一名房產中介。他辭去了工作,現在完全專注於與中國政府的法律鬥爭。

原文:https://www.volkskrant.nl/

輔譯:https://www.deepl.com/translato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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